也就是说

2020-12-30 23:06

【环球网综合报道】台湾《旺报》4日社评,原题《台湾可以向大陆体制学什么》,全文摘编如下:

大陆学者、北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日前接受台湾《旺报》访问,畅谈了大陆政治体制的优点,这对于习惯西方政治模式的台湾读者来说,或许并不容易理解,也不容易接受,甚而可能感到突兀。但是,在另一方面,西方或是台湾版的民主制度,也确实越来越为人们所诟病,金权政治、党派对立、民粹倾向、短视近利、政策买票、五日京兆、选民冷感等等,均是人们提到过的弊病。

然而,面对马政府官员的政策无感、治台无方,媒体又往往认定,这是因为马政府惯于任用学者型官员、偏好博硕士高学历所致,认为应该多任用具有选举经验、能够掌握民意趋向与媒体好恶的政务官。日前,作家吴念真更向政府官员开炮,强调“台湾最糟糕的就是知识分子误国。他们在位置上时一直掠夺,并没有真正奉献。他们很傲慢,永远不承认自己不懂,也不聆听平民百姓的意见”,吴念真甚至说“一个政府博士太多,不是好事,而是悲剧”。

胡鞍钢是中国国情研究的权威,他主张大陆的“集体领导制”远优于美国“个人总统制”和“三权分立”制。他认为美国总统虽然是民主选举产生,但总统一旦产生,就是个人集权制度。而“中国集体领导制”下,“多人领导比一人要好”。胡鞍钢认为,中国政治家的产生要经过很多历练过程,中共领导人的产生过程,已经形成一套制度安排、制度学习,既竞争,同时又避免拉票,比较务实。干部的学习也有一套制度安排。胡指出大陆领导人淘汰的过程,一方面是选举,第二是筛选,不调研、不学习就会遭到淘汰。

中国崛起之后,大陆当局,也包括大陆的官方理论界,以及部分华人知识圈,似乎开始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重新燃起了信心,“中国模式”一时之间成了显学。胡鞍钢的论点,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所产生的,而且有着相当的代表性。

有趣的是,媒体往往认为,陈水扁任用的政务官,往往多出于政治或选举的考虑,那些最擅于挑动民粹情绪的官员,也往往是政治任命或胜选思考下的产物。

很长一段时间,支持西方民主模式的人们,在面对各种质疑时,总是惯性的提出经典性的回答:民主制度不是完美的,但却是已知的制度中最好的一种。“别无选择”,似乎是西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──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──的最佳、最通行的辩护辞。

要评价胡鞍钢的论点,要比较中西方政治模式的优劣,其实还是要回到台湾的政治社会的现实脉络来讨论。从陈水扁政府到马英九政府,台湾民众对政治现况的不满并没有消除,只不过问题的焦点似乎出现了转移。陈水扁时代,政府官员的一大特点是讨好、煽动民粹,马英九政府的官员,却普遍呈现脱离民意、背离民心,不知民间疾苦的共性。

台湾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,又普遍信仰自由主义,我们在实施西方政治体制的同时,应该对“中国模式”是否优越的问题保持客观,尤其大陆重视官员的调研与学习,更值得台湾学习。

集体领导、政绩导向、循序(制度)渐进(拔擢)、重视调研学习,这是胡鞍钢眼中大陆政治体制的优点,也是中国模式的优势所在。其实,如胡鞍钢所提到的,“选举”的机制也存在大陆政治体制之中,在大陆政治人才的选拔过程中,各种形式的推荐、提名、票决都发挥一定的作用。也就是说,对于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来说,是否“选举”,并非中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的、主要的差别。根本的关键在于,西方民主制度似乎已经走上了“唯选举论”的歧路和窄路,这使得“选举”的弊端也发挥到极致,前述西方民主政治的几大流弊,就几乎和这种“唯选举论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这些观点,其实都充满了片面性。选举出身的官员,未必真的有体恤百性的理念,也可能是吴念真批判的掠夺者,傲慢与脱离百姓的问题,也未必就是因为高学历。真正的核心问题,还在于我们的官员选拔制度中,缺少了调查研究、向基层学习,切实掌握民众需要与问题根源的相关历练。相反,在大陆的政治传统中,调查研究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,“一切决策、论断、结论,都来自于调查研究”,调查研究也是中共党内“克服主观主义、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前提”。政府官员脱离民众、脱离现实的问题,根源不在于是否参选、是否博士,而在于养成的过程,在于任职之后的决策模式与工作方法。如果说,台湾有什么可以向大陆学习的,官员的调研工作、学习制度就是我们值得借镜、参考。

更多台湾经济资讯请点击此处

(责任编辑:袁霓)